工作痛苦不工作也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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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有工作时在焦虑痛苦，失业时也在焦虑痛苦。工作痛苦，不工作也痛苦，因为社会早就形成了工作伦理，一定要拼命努力，一定要有工作，不然你就会被周围鄙视，受尽道德的谴责。
首先，工作伦理是怎么来的？社会学家鲍曼提到，自从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开始，社会有意塑造人的工作伦理。因为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很多工业企业，改变了过去以家庭作坊和自雇劳动为中心的经济格局，威逼利诱，将众多的独立劳动者转变为受雇劳动者。于是很多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工作伦理就应运而生。
鲍曼：齐格蒙特·鲍曼 社会学家，著述涉及现代性和大屠杀、后现代消费主义和液态现代性等各种问题。
其1998年的作品《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近年来在国内愈发畅销，本文相当内容与思想出自其中。
工作伦理：未有权威定义，但是明显的 1.它一种社会文化规范; 2.它要求员工努力工作。
一是因为工厂企业的出现，摧毁了过去的工匠模式、家庭作坊模式以及自雇劳动为中心的格局，使得普通人必须打工才能生存。工厂雇佣制成为历史的主流，乃至过渡到今天的服务业企业。二是因为与此同时，像美国这样一些新教宗教国家，资本主义又与基督教新教伦理道德结合起来，权力开始渲染出努力工作是一种高尚的天职和道德。于是出现了犹太企业家精神，以及人们应该自甘奉献于工厂的职业伦理。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是新教伦理（尤其是加尔文主义），而非犹太教伦理。犹太企业家精神与新教伦理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此处似乎有点混为一谈。
于是，十九二十世纪，工作不单单只是谋生的工具，而在根本上属于信仰和社会道德的事情，从而使得人们自行贯彻自律精神，缓和了阶级的雇佣矛盾和异化劳动的问题。即马克思认为，劳动（labor）本应是光荣的，是人们自主自发的行为，是生产资料归自己的。而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是异化的，劳动是工作（work），上班时提供可剥削剩余劳动价值的异化劳动。
「劳动的异化」：
- 工人与他的“类本质”的异化。
- 工人之间的异化，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将劳动化约为市场上待价而沽的商品,而非社会关系。
- 工人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因为产品脱离工人自身的控制，反而成为异己的、敌对的关系。
- 工人与其劳动行为本身的异化，劳动成为无意义的活动，无法带来真正的满足。
于是整体上，西方资本权力社会所构建起的工作伦理，开始鄙视懒汉，淡化异化劳动和阶级雇佣矛盾，将不工作的人都视为社会的蛀虫，对没有工作的人进行社会道德鄙视。鲍曼提到，工作道德伦理并没有让大众变得更进步，工作伦理的幌子演化出一种纪律伦理：请你不要在意尊严、感受和目的，你全力工作就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争分夺秒，即使你完全看不到努力的意义所在。
过去工匠通过自己设定目标，自己控制进程，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但是现在工人只能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务，工作对他们而言失去了意义。工人处在复杂的企业机器当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伦理本质上就是对于自由的摒弃。就目的而言，工作伦理改革运动是一场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战争。也就是说到了如今，人们越来越感受不到工作伦理所许诺的意义了，没觉得工作有什么道德高尚的价值，除了钱以外。
鲍曼提到，后现代之后，人们从工作伦理转化到了消费伦理。工作的意义只在于领钱，消费在于支付家庭成员的账单。如今的社会既鄙视没有工作的人，也鄙视没有消费能力的人。所以后现代工作的意义更多在于升职加薪，在于领更多的钱来获得消费社会的身份和尊重，在于能够接近控制生产资料的股东阶层。越靠近，他工作起来越主动、忙碌和卖力。然而阶级固化导致的“优绩主义”陷进也会给那些向上奋斗的人们当头一棒，没有意识到“爷爷妈妈是行长，读幼儿园的我也会是行长”。而如果不去拼一拼“优绩主义”，自己又容易一直是被剥削的普通员工，也就是经常被动忙碌、卖力和痛苦空虚。
于是无论是哪种人，工作时的痛苦压抑以及忙碌所引起的焦虑失眠，都会迫使工人需要靠下班时间来疗伤，迫切需要消费什么来开心放松起来。于是资本主义的忙碌暴政也迁移到了非工作日的假日当中。从而在下班和假日所谓的休闲当中，人们也是忙碌得很：周末赶紧买东西，赶紧去看电影，赶紧各种拔草种草，赶紧去搓澡SPA，赶紧摇人约人，绝对不可能浪费时间，根本舍不得早睡。使得人们在非工作日也时刻处在奔波朝夕，在法定假日之中，在争分夺秒地活着，高度紧张，特种兵旅游、报复性熬夜。
这种工作和下班时都在追求速度的习惯，就在牺牲个体自由。马克思百年前就提到过，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成剩余劳动。即你无论是工作日还是非工作日，都是异化的，都是被剥削的。这种资本主义“时间暴政”，也就造成流动性的加速习惯，促成了我们今天的快餐文化、快时尚、即时通讯、快闪交易、闪电约会等等的后现代生活。
资本主义社会“时间的暴政”通过社会革命来打破，如何打破以智能机器为主宰的“时间的暴政”？
人们在后现代工作日越来越没有自由，受到的剥削越多，周末非工作日也会报复得多，也就是完成商品消费的再生产活动就会越厉害。从而打工人在后现代已经没有正常的自由和休闲了，是一种异化的休闲，毫无真正的休息和自由。
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工作伦理也在促进消费主义。但是能促进多久，我们不知道。工作伦理鄙视不工作的人，以及将那些有工作的人当做生产队的驴，提倡内卷竞争和绩效。于是时间暴政之下，工人积累了焦虑失眠、痛苦的上班创伤，又必须依靠下班后的消费来疗伤，引发了很多因工作压力而起的非必要消费，加重了他们的阶级滑落风险和账单压力。
《工作、消费与新穷人》「消费者社会」理论：异化劳动→心理补偿→消费成瘾
工人阶级于是总容易陷入“身份焦虑”。就算自己每天兢兢业业，下班生活也够滋润，但是工人们也时刻明白，也时刻焦虑，他们的社会身份并不能得到保证。他们的身份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工作表现，还要取决于企业单位的经济状况。他们仅仅是生产利润的工具，是投入的一部分。当市场越来越不确定，行业不断地变化，以及新自由主义之下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得弹性，工资水平以及就业数量越发难以得到保障，这都会不断引起工人的身份焦虑。这都是西方现代雇佣制的硬伤。
身份焦虑是多重社会压力的结果
韩炳哲《倦怠社会》中的「功绩社会」
所以要打破工作伦理的资本雇佣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必不可少。但是对于现阶段的个人层面来说，只有两条路能够让个人先摆脱这种伦理上的规训、压力和痛苦：一是能够赚取足够合适数量的钱，找个压力不大的小地方，早日实现FIRE主义生活；二是找到一种生产资料归自己的自雇劳动，也能够掌握生产资料，你工作的节奏可以自己控制调节效益还行的个体户也好，有门手艺的工匠啥的都可以，都是目前异化程度最低的劳动方式。
「自雇」并不「自由」，其仍然存在与资本市场的依存关系。
FIRE主义更是依赖稳定的资本收益，对多数劳动者而言可行性极低。
除了上述这两条路之外，别无他法。或者说除非未来有一天，福利社会养懒汉不再会被美国为首的资本社会污名化，以及在欧美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连续下降，大众的消费难以带动经济持续增长时，而促使UBI（全民基本收入）等类似的合理社会再分配计划不得不实施时，社会工作伦理才会被权力主动的解构和消解。那时你工不工作都不会有巨大的压力，会开始系统性地松一点。
UBI的倡导更多基于缓解贫富差距、应对技术性失业等社会公平议题，而非单纯刺激消费。社会不需要工人的劳动，却需要工人的消费，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二者矛盾突出。
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技术性失业现象越来越突出（无人工厂）。UBI和最低工资的最大区别在于其不用工作也能获得。疫情期间海外国家发放消费券可以看作广泛意义上的UBI实验。
国内发放“消费券”的动机、原因和效果，思之令人发笑。
所以我一直觉得，年轻人不要对这个世界感到太悲观、太痛苦、太焦虑。我们只是刚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变局时代，正好在一个拐点时代，很多过去的模式不再适用于现在了。你要做的就是能不断适应无常，适应这个拐点，始终能够稳住自己的人生定向性，保持积极开心，不断找到自己的兴趣能力与社会需求匹配的IKIGAI。
Ikigai: 日语词 描述的是生活的理由或目标感 / 生命中的价值。
这需要项飙老师所说的，培养“附近”的能力，也需要明白“自我同一性”来自不断的探索和承诺，养成很高的自我效能感，能够做到人生松弛有度、游目骋怀。这都是个体心理上能够做到的，去控制改变你能改变的，比如你的心理状态、你的知识和技能。而对于那些你不能改变的，就顺势而为好了，因为经济和社会自然也会顺势而为，你的操心也没用。
面对系统性的压迫，简单地强调个人心理排解，陷入「新自由主义」陷阱。
“附近”，它是一个空间，它的有趣在于它有很强的社会性，它是你这个社会主体的物质基础，把你托起来。在这里面，有很多很细密的又很复杂的、看似好像不重要的但其实是很重要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项飙认为“附近”这个空间的消失，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的暴政”，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建立自己对世界的感知越来越通过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则， 而不是通过对自己周边的感知来理解。
项飙专访（上）︱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
自然也会有反者道之动。而在未来，我们会越来越频繁见证到鲍曼、大卫·格雷伯以及盖斯坦丁所说的那些社会情况。你懂的。进而面对这些新常态时，你就不应该陷入自我内耗，还用19世纪百年前的那套社会伦理来内耗自己，抽打自己，搞得你自己如此痛苦和焦虑。先明白工作伦理（work ethic）的成因，它背后的权力背景、内生矛盾，以及它在新时代下的逐渐失效，你才能逐渐摆脱这样一种外在的规训压力，而形成一套自己的“劳动和生活伦理”，谢谢。